在日常對企業(yè)的納稅檢查中，除了必須進行匯算清繳的稅種（如企業(yè)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外，稅務檢查人員往往很少對應繳的其他稅種進行年度匯算。比如對企業(yè)應繳納的增值稅，許多檢查人員很少對應繳增值稅的情況進行年度匯總檢查，而是采取就事論事的方法，針對檢查中發(fā)現(xiàn)的涉及多計、少計進項稅額和銷項稅額的具體問題分別計算應補、應退增值稅額，而不對企業(yè)被檢查年度的“進項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轉出”和“已交稅金”等分別計算后再行匯算。還有一些企業(yè)并未嚴格按照規(guī)定，對應繳增值稅進行明細核算，不僅增加了對應繳增值稅核算的復雜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對應繳增值稅賬戶檢查的難度。上述情況常常導致檢查人員不愿意對“應交稅費”賬戶各稅種的核算情況進行詳細檢查，一些不法企業(yè)就利用此漏洞大做文章。
案例
稅務檢查人員老劉到一家制藥公司（以下簡稱“G公司”）進行納稅檢查。在檢查應納增值稅項目時，老劉發(fā)現(xiàn)G公司在被檢查年度的9月~11月連續(xù)的3個月中，對增值稅納稅情況進行調整的會計分錄前后共有十幾次，各會計分錄有時兩兩對應出現(xiàn)，如先出現(xiàn)“借：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貸：主營業(yè)務成本”，再出現(xiàn)“借：主營業(yè)務成本；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由于這兩筆調整分錄的方向相反，如果金額再相等，則說明后面的會計分錄是對前面分錄的沖回。但問題是檢查的金額往往不相等，方向也常常不相反，比如后面出現(xiàn)的分錄可能是“借：主營業(yè)務成本；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老劉通過分析，總結出G公司賬目上出現(xiàn)了6次兩兩對應的調整分錄：
一是“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貸：主營業(yè)務成本”與“借：主營業(yè)務成本；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
二是“借：應交稅金——已交稅金；貸：其他應付款”與“借：其他應付款；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
三是“借：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貸：營業(yè)外收入”與“借：營業(yè)外收入；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
但由于這六組會計分錄不一定是按上述對應關系呈規(guī)律性地出現(xiàn)，而且金額常常不相等，所以，根本無法理解和分析前后兩對分錄之間的邏輯關系。老劉無法準確分析和理解G公司調賬的真實含意，更無法分析和判斷整個調賬的最終結果。盡管查賬多年，卻從未見過如此調賬的過程。最后，老劉只好詢問G公司財務科的章科長。章科長的解釋很簡單：由于前面的轉賬處理出現(xiàn)錯誤，后面進行了多次調整，最終已全部轉平且對賬面沒有影響，沒有必要再分析這些調賬情況。事情果真如此簡單？老劉覺得另有隱情。經(jīng)過一番苦思冥想，老劉想出了辦法。
老劉把所有的會計調賬分錄全部進行了摘錄（財務科長起先不解其意），在得到章科長確認沒有遺漏調賬分錄后，老劉先將調賬所涉及的會計科目（包括二級科目）一個個畫成丁字賬戶，再把所有調賬分錄涉及的各會計科目的借方、貸方發(fā)生額分別填入各丁字賬戶，當把所有方向相反、金額相等的調賬發(fā)生額抵消后，最后得出了這樣的調賬結果：“借：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89萬元；貸：主營業(yè)務成本89萬元”。老劉同時詢問了章科長整個過程有沒有遺漏，這樣判斷是否恰當?shù)葐栴}。這時，章科長終于承認了偷逃增值稅款89萬元的事實。
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G公司抓住許多檢查人員不喜歡檢查“應交稅費”明細賬戶的習慣，通過對前后3個月“應交稅費”賬戶顛三倒四的調整，以為可以攪亂檢查人員的視線進而得以渾水摸魚，但最終還是被檢查人員發(fā)現(xiàn)。實際上，如果檢查人員對應繳增值稅的“進項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轉出”和“已交稅金”各明細賬戶先行分別檢查，在確認各賬戶的實際發(fā)生額后，再匯總計算，就可能發(fā)現(xiàn)問題，但這往往是許多檢查人員容易忽視的。所以，檢查人員在檢查時需注意兩點：
一是要克服不喜歡全面檢查“應交稅費”會計賬戶（包括各明細賬戶），也不喜歡從總體上對增值稅等稅種進行匯算檢查的壞習慣；
二是如果在檢查中，遇到類似上述案例中多筆錯綜復雜的調賬處理，檢查人員不必拘泥于將每筆調賬弄清楚，可以仿效上述案例中用丁字賬戶的原始方法。
檢查人員要知道，任何調賬都有其最終目的和結果，如果是出于舞弊動機，則整個調賬最終會對會計核算、資產(chǎn)負債表或利潤表產(chǎn)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