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30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公布了一項針對2014年至2020年七年間、總額為1萬億歐元的預算提案。這份提案的特別之處，在于提出了開征金融交易稅的計劃，按所有股票和債券交易的0.1%和衍生品交易的0.01%征稅，以增加約300億歐元的歐盟年度財政收入。
同時，歐盟也在研究對外匯交易征稅在法律上的可行性。若實施的話，將能另外增加約200億歐元的年度財政收入。歐盟每年的財政支出約為1240億歐元，僅上述金融交易稅（含外匯交易稅）就能為財政支出籌集約40%的資金。
金融交易稅是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托賓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亦稱“托賓稅”，它有三個目的。
其一是托賓提出的“往飛速運轉的外匯投機車輪中擲些沙子”，征收該稅種有助于實現(xiàn)全球貨幣的穩(wěn)定。
其二是填補財政赤字，增加稅收。金融交易稅的優(yōu)點，在于它像印花稅一樣是一種“用者自付”的稅，因為它是以交易為基礎征收的。當政府需要為了公眾利益而不得不救助金融系統(tǒng)時，它就好比為應對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收取的保險費。嚴格地說，政府補貼了金融行業(yè)，然而目前金融行業(yè)沒有為此支付相應的成本，亦即沒有被適當征稅。
其三是通過對富人征稅來補貼窮人。就像博彩稅一樣，可以為公共利益籌集大量資金，因為它是對金融業(yè)這一高度盈利而且日益投機的行業(yè)征稅。
金融交易稅的反對者主要有三個理由：一是不切實際；二是最終承擔這一稅收負擔的是消費者而非金融業(yè)；三是會增加而不是抑制金融交易的波動性。
對于第一個理由，由于目前的衍生品交易有集中到中央清算中心的趨勢，因此引入金融交易稅的征收機制是相對容易的。一國政府往往擔心，征收這一稅種會造成本國的金融資產(chǎn)和交易流向其他國家的金融中心。然而，如果金融交易稅在全球以同樣的稅率征收，將不會存在套利空間。這也是歐盟的提案作為推動全球開征金融交易稅的先行者的重要性所在。
對于第二個理由，即任何金融交易稅最終都將由消費者承擔，在概念上并沒有錯。但問題在于金融行業(yè)究竟是實體行業(yè)的中介，還是其自身權益的收獲者。最新的美國行業(yè)數(shù)據(jù)顯示，超過一半的交易都是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盈利而進行的。
對于第三個理由，實體經(jīng)濟希望有穩(wěn)定的利率環(huán)境，交易員則希望利率波動性越大越好。為了改善市場的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需要多少交易呢？衍生品交易的高杠桿性質和金融行業(yè)的內部關聯(lián)交易，促使系統(tǒng)性風險劇增。高頻交易可能使單個金融機構獲利頗豐，但是在“異常”條件下系統(tǒng)性的流動性和穩(wěn)定性，可能會給市場帶來巨大的成本。
開征金融交易稅可以調整對金融行業(yè)的補貼狀況，使政府能為救助金融行業(yè)籌集資金。稅收體系的建立，也能加強對金融市場中操縱行為的監(jiān)管。目前的金融交易集中于最大的5家到25家金融機構，難道這不正是對公平市場原則的嘲諷嗎？當散戶或小機構倒閉時，沒有人會同情，但是“太大而不能倒”的機構瀕于倒閉時，卻會受到公共資金的救助。
采取外匯管制的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可能適逢其會，在其完全開放資本賬戶之前引入金融交易稅。亞洲金融危機證明了市場操縱行為無處不在，特別是針對成交清淡的新興市場貨幣，其大多數(shù)外匯交易都是離岸的場外交易。
由于高額財政赤字，開征新稅不可避免。一旦歐盟走出第一步，中國、印度和其他應對巨額資本流入的新興市場國家勢將跟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