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臨泉縣調查發(fā)現，這里的農民對農村稅費改革感受并不強烈。
安徽省2000年在全省推行農村稅費改革，2001年，農民負擔與稅改前比，人均減負近200元，減負后的農民感受應該是很深的。如今6年過去了，但事實并不如此。是政策落實不到位？還是別有隱情？
對稅費改革感受不深緣自地少
“以前每畝地往鎮(zhèn)里上繳各種稅費也就七八塊錢，現在這些錢又都免了，我們家又不缺那幾個錢，沒啥影響。”臨泉縣城關鎮(zhèn)古城大隊王秀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王秀真，看上去約60多歲，家有五口人，她告訴記者：“高的、洼的全算上，也不到兩畝地，能長莊稼的只有一畝三分。”
根據臨泉縣農村經濟財政管理局局長趙學軍向記者提供的數據，稅費改革前，農村農田每畝“開銷”是1139.7元，現在每畝1054.53元，減輕85.17元；人均負擔由121元降到26.03元，減輕了約94元。臨泉縣統(tǒng)計局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是1753元。
從總數上看，農民的負擔與以前相比明顯減輕了。
這對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來說也許是一件值得高興事情。但事實上，在臨泉這樣的人口大縣，真正擁有大量耕地的農民是少之又少。
記者在臨泉政府網站看到，全縣耕地165萬畝，人口200.3萬，粗略估算，人均耕地占有量僅0.82畝。
2005年國家糧食直補增加了3000億，層層分攤下來，真正到農民手里的不過10多元，而這不到20元的補貼，由于種種原因大多還都沒兌現。
地少，人多，增收緩慢，成了臨泉的縣情。對一戶普通農民家庭來說，孩子上學、醫(yī)療費加上“人情世故”所花銷的“份兒錢”，僅從土地上的收入，是遠遠不夠的。
記者見到臨泉縣邢塘鎮(zhèn)周莊村村民代秀蘭時，她正在大馬路邊晾曬自家的玉米和花生。她說：“我們家六口人，丈夫、兩個兒子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我和媳婦還有8歲的孫子�！闭f完她指著旁邊正在收玉米的婦女說，“她家就剩她自己了，都出去了�！�
在臨泉縣，每到秋收季節(jié)，農民都會把從地里收割的所有的糧食攤到馬路邊曬干，這樣便于儲藏。記者看到，每戶人家所占的晾曬面積不過5－6平方米，多的不超過10平方米。
在臨泉縣姜寨、城關、邢塘、牛莊、楊橋、于寨等幾個鄉(xiāng)鎮(zhèn)采訪時，記者聽一些農民反映，很多村都成了“留守婦女”村了：年輕力壯的男子都出去打工，逢收割季節(jié)，他們才回來幾天。
記者了解到，2000年，臨泉縣剩余勞動力有70萬人，向全國各地輸出勞動力在45萬人次以上�，F在出去的就更多了，為了養(yǎng)家糊口，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土地，走向城鎮(zhèn)。
建立長效的農民增收機制
針對這一現象，安徽省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孫自鐸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農村土地的集中流轉滯后于農村勞動力的集中，一家一戶小規(guī)模的經營，不可能依靠農業(yè)取得很大的收入，必須擴大適度的規(guī)模經營。但目前農村土地“流而不轉”，使農村的土地難以集中，導致適度的規(guī)模經營不可能做到。如此一來農民如何增收就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了。
記者在調查中發(fā)現，免稅減負對農民來說只是相對的，且是一次性的，如何在制度上建立農民增收機制，才是最關鍵的。
世界新經濟研究院院長陳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農業(yè)稅的減免要和物價調整“配套”起來，像化肥、種子、農藥等農資價格應該是平穩(wěn)的，甚至應該下調。在農民稅費減免的情況下，農資價格的上漲把農民減負的收益沖淡，如此一來，農民就感覺不到稅費改革對農業(yè)生產有多大幫助。
“通過對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讓他們獲得一技之長，可以使他們更好地外出務工，收入也能相應提高�！睂O自鐸說，勞動力在進入市場之前，所獲得的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應該是公平的，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事情，而且這樣做的效果是“立竿見影”。
孫自鐸認為，從稅費改革的公平角度來說，義務教育應由政府“實實在在”地承擔，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另外，要保證稅費改革后農民的負擔不反彈，還應降低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社會管理成本。
陳瑜認為，農民是農藥、肥料、種子等農資的最大消費者，根據消費資本化理論，種子公司這類的農資公司應把農民的購買視為一種投資，公司把自己贏利的一部分，返給農民，這樣才能使農民得到實惠。
“政府引導作用很重要，現在工業(yè)應該有意識地，自覺地反哺農業(yè)；一是規(guī)避由農資漲價帶來的農民負擔增加，二是返給農民的利益，這樣農民收入才能切實得到增加。”陳瑜說。
